我们的讨论是“如何认识外国文学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这个议题中包含一个肯定性的判断，就是外国文学对当代中国作家是有影响的，在一般意义上说，这能够成立，但如果我们的讨论要深入下去，在一般意义上说影响，就不够了。在文学写作的深层意义上，外国文学究竟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在深层意义上，说“外国文学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我以为至少对于新时期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假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以往过多地谈论外国作家对当代文学写作的影响，实在是有一点自作多情，因为说到“影响”，它有一个如何发生的基本前提，而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强调“影响”或否定“影响”的存在，是一回事，而能不能发生影响又是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轻言“外国文学对当代作家的影响”的有无是没有意义的。
“影响”的发生有这样几个基本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影响，不能算是真正的“影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国文学的了解。
一、真正的“影响”来自于对于受影响的那些作家所使用的叙述语言的了解，简单说，就是你与那些作家的相遇不是通过翻译作品，而是直接从原文获取的。二、对于受影响的作家的完整创作过程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政治、思想、人格以及他们在同时代文学写作中的位置。三、长时间关注那些作家文学写作的动向，熟悉他们创作的基本风格。四、对于那些作家所在国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要有了解。这也许是一个较为苛刻的要求，但要说“影响”，这是一个初始条件。应该说，我们的前辈作家是达到了这个条件的，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活跃的小说家，凡是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受外国文学影响较大的那些作家，都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包括大学教育和留学教育），如郁达夫对日本、英国小说的熟悉，施蜇存对英国小说的了解，钱钟书、李健吾、萧乾、穆时英等人对英法美文学的关注等等。四十年代晚期，郑朝宗先生在《观察》周刊上用林海的笔名写过一篇《〈围城〉与〈汤姆·琼斯传〉》的文章，他认为钱钟书和菲尔丁有相同之处，郑先生比较他们的相同，就不是从一般的思想意义上，而是从两部小说的艺术特征上，因为郑、钱两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在清华西洋语言文学系学的就是这一套，这才能说是“影响”，从翻译作品来了解一个外国作家，总是皮毛，算不得真正的影响。
新文学的传统是以大学为中心的，那时文学活动的主要构成人员是大学教授，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小说创作也是同一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对于本国的小说创作，都很关心，而小说家自身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也是和自己的小说写作互为一体的。那时许多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人，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上，如出身清华西洋文学系的那些人，早一些的如梁实秋、叶公超、朱湘，晚一些的如钱钟书、常风先生。常风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不在西方文学，而在现代小说家的评论上，这在那一个时代，好像是一般情况。那种研究西方文学就是研究西方文学，小说写作就是小说写作的情况，是1949年以后的格局，过去是统一的，后来是隔裂的。
新时期活跃的当代小说家，据我所知真正能从原文（主要是英文）了解西方作家的，几乎没有。知青作家中，韩少功是一个有译作的人，其他许多人好像都是通过翻译作品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具体说是通过《外国文艺》《世界文学》这两本杂志来了解的，这只是一般的了解，不能说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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